据新华社电 （记者邓倩倩、陈弘毅）福建厦门集美东南隅的鳌园内，有一位爱国归侨长眠于此。他的名字出现在厦门的学校、建筑、街道、公园中，也铭刻在乡亲、侨胞和一代代学子的心中。他，就是南洋侨领陈嘉庚。

    陈嘉庚，187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现厦门市同安区）仁德里集美社，少年时赴新加坡随父经商。20岁，他回乡完婚，并出资2000元在集美建立惕斋学塾。1904年，父亲企业破产后，而立之年的陈嘉庚以菠萝种植加工业起家，并套种橡胶成功。1907年，他代还父债，在华侨中赢得信誉。1910年春加入中国同盟会，从物质上支援辛亥革命运动以及福建省财政。

    1912年，陈嘉庚筹办集美小学校，之后陆续创建中学、师范以及集美水产航海、商科、农林教育，形成集合各类学校与公共机构的集美学村，并于1921年创办了厦门大学。

    1928年日军制造济南惨案后，陈嘉庚领导华侨社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带头捐款购债献物，精心筹划组织，使南侨总会在短短三年多内便为祖国筹得合4亿余元国币的款项。此外，他组织各地筹赈会为前方将士捐献寒衣、药品、卡车等物资，并在新加坡和重庆投资设立制药厂、直接为前线供应药品。

    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嘉庚重返新加坡。毛泽东为其题词“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新中国成立后，陈嘉庚回国定居，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侨联主席。1961年8月，他因病在北京逝世，归葬于厦门集美鳌园。

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会长任镜波回忆其与陈嘉庚的三次接触。他说：“嘉庚先生力主为社会办学，为国家培养人才。有诸多海外华侨校友传承了他的精神，归国办校，形成一种风气。”（来源：人民日报，文/邓倩倩 陈弘毅；2019-09-17 ）

延伸阅读

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中华人，2018-02-08

陈嘉庚（居左）和孙中山的合影.资料图

    1890年，陈嘉庚17岁，就随父亲到新加坡经商。后来生意越做越大。虽在异国，但他却一直心系国家，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辛亥革命期间，陈嘉庚加入了同盟会。他不仅捐出巨额资金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还担任福建“保安会”会长，稳定当地的局势。

    “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这时，64岁的陈嘉庚在新加坡一直关注着祖国的安危。他带头组织新加坡筹赈会，募捐新加坡币一千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埠的华侨代表集聚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总会主席。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实现了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华侨团体的大联合，并在海内外发出了“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的誓言。

陈嘉庚号召华侨捐款，支持国内抗日.资料图

    在陈嘉庚的号召下，海外华侨的捐款十分踊跃。据《南侨回忆录》记载：“抗战期间南洋华侨每月捐款高达1000万元，如果将捐款存银行作纸币基金，在国内可发行4倍纸币，即达4000万元。而当时抗日正规军（国民政府军队）有300个师约300万人，每月食饷军费约4650万元。至于寄回祖国的侨汇，则数量更多，作用更大。”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据统计共达55亿元(国币)，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其中南洋侨汇居多。

    “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

    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不仅在财力上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的抗战，而且精心组织派遣多批华侨热血青年，直接回国参加抗战。

    1939年初，在中国抗战进入危急关头，国内的汽车驾驶与维修人员奇缺。陈嘉庚应国民政府请求，自1939年至1940年间，从新加坡、马来亚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3200多人，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同时还捐献310辆汽车及其他物资。

南侨机工烈士纪念碑.资料图

    南侨机工当中，既有普通司机、维修工，也有富家子弟、大学生、工程师等。他们纷纷放弃南洋优异的生活条件，分15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身抗战第一线。当时我国唯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线路最长、运输量最大，被称为“抗战输血管”，大批战略物资由此运往抗日前线。那时，在滇缅公路上，人们常能见到一条醒目的标语：“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

    “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1940年3月，为了慰劳国内抗日军民和考察抗战实况，陈嘉庚亲自发起并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考察。陈嘉庚到重庆时，激动地向各界人士说：“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同年5月31日，他冲破层层阻挠来到延安，受到边区中共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陈嘉庚（居左）和毛主席的合影.资料图

    陈嘉庚见到毛泽东，彼此开诚布公，畅所欲言。陈嘉庚恳切地说：“一是希望坚持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希望国共合作，兄弟间一切摩擦都等打败了日寇再解决。”在延安考察期间，陈嘉庚看到延安八路军的军纪严明，同仇敌忾，中国共产党人的坦诚务实。他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好领袖”，应该“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

    从延安回新加坡时，陈嘉庚很有感触地向侨胞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年近七旬的陈嘉庚重返新加坡。同年11月18日，重庆各界召开“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为他亲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大字。（来源：中华人，2018-02-08）

抗战中的华侨旗帜陈嘉庚

来源：梭罗河个人图书馆，时间：2018-09-03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福建省泉州府同安县集美社人(厦门市集美区)。

    1913年回家乡集美先后创办了集美小学、中学、师范、水产、航海、商科、农林等校(统称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厦门大学、集美学村各校师生都尊称其为“校主”。

    1949年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回国参加政协筹备会。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等职。曾被毛泽东称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庚一生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海外华侨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这时，年已64岁，在新加坡一直关注着祖国安危的陈嘉庚先生，发起组织新加坡筹赈会，募捐新加坡币一千万元，支援祖国抗日战争。

    1938年10月10日，来自南洋各埠的华侨代表集聚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总会主席。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抗日救亡的最高领导机关，实现了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华侨团体的大联合。曾在报刊登出“组织华侨千百万，复兴中华一条心”的誓言。陈嘉庚先生领导南侨总会，不遗余力地为祖国抗战提供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持。南侨总会代表当时全南洋800万抗日救国的华侨，抗战义捐约国币5亿元。陈嘉庚先生带头每月捐2000元。

    据当时南京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自1937年至1945年，八年中捐款共达13亿多元(国币)，截至1940年10月，海外华侨共捐献飞机217架，坦克27辆，救护车1000辆，大米1万包，以及大量药品、雨衣、胶鞋等用品，自1937年至1940年总数达3000批以上。其中南洋华侨捐献比重最大，有力地支援了祖国抗战。

    南侨机工三千多驰骋“抗战输血管”

    陈嘉庚先生领导的南侨总会，不仅在财力上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的抗战，而且精心组织派遣多批华侨热血青年，直接回国参加抗战。

    1939年初，在中国抗战进入危急关头，国内的汽车驾驶与维修人员奇缺。陈嘉庚应国民政府请求，自1939年至1940年间，从新加坡、马来亚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3200多人，并捐献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南侨机工当中，既有普通司机、维修工，也有富家子弟、大学生、工程师等。他们纷纷放弃南洋优异的生活条件，分15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投身抗战第一线。当时我国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线路最长、运输量最大，被称为“抗战输血管”，大批战略物资由此运往抗日前线。在滇缅公路上，常能见到一条醒目的标语：“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每个机工的身上，都有一段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有1000多人为抗战的胜利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陈嘉庚先生始终关心着南侨机工们的命运。1940年陈嘉庚还亲率南侨慰劳视察团前往滇缅公路慰问南侨机工。抗战胜利后，机工大多已失业，生活无着落。陈嘉庚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才使南侨机工的复员和返回侨居地问题得到解决，陆续有一千多名南侨机工几经辗转返回南洋，另外有数百人留在国内。1955年，陈嘉庚到云南、贵州视察时，又两次亲切看望了居留在祖国的南侨机工。

    考察延安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嘉庚先生虽身在海外，却心系国内。嘉庚先生一向主张国共真诚合作抗日，共御外侮。为了慰劳国内抗日军民和考察抗战实况，陈嘉庚亲自发起并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于1940年3月回国考察。陈嘉庚到重庆时，激动地向各界人士说：“我离开祖国已经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后来，嘉庚先生冲破层层阻挠，于5月31日，来到延安，受到边区中共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

    嘉庚先生常与毛泽东晤谈，相互间开诚布公，畅所欲言，其中心议题仍是团结抗战大事。陈嘉庚恳切地说，一是希望坚持抗战，把日寇赶出中国去;二是希望国共合作，兄弟间一切摩擦都等打败了日寇再解决。在延安考察期间，陈嘉庚看到延安八路军的军纪严明，同仇敌忾，中国共产党人的坦诚务实，毛泽东“是一个好领袖”，这些都让陈嘉庚先生在茫茫的长夜中看到了黎明的曙光，他“把民族的命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身上”。从延安回新加坡时，很有感触地向侨胞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正如廖承志先生生前所言，“延安之行是陈嘉庚一生的转折点和里程碑。”直至今天，在集美鳌园中的陈嘉庚墓碑的底座上，刻有一幅题为“延安各界欢迎会”的浮雕，刻记的就是嘉庚先生的延安之行。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陈嘉庚先生领导组织“新加坡华侨抗敌总会”，领导民众进行英勇的抗日斗争。

    1942年，新加坡沦陷，日军占领新加坡。日寇对陈嘉庚早就恨之入骨，认定他是“南洋抗日之巨头”。作为爱国华侨的领袖和代表，嘉庚先生一向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早在1938年10月28日，陈嘉庚先生从新加坡给当时在召开的国民参政会发来一个电报提案：“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意在严词讨伐当时已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充分体现了陈嘉庚力主抗战，反对和谈，坚决反对中途妥协的爱国精神，震惊海内外，引起了重大反响。过去日寇只是慑于华侨势力及陈嘉庚的崇高威望，难于下手，如今南洋均为日所占，日寇宪兵队日夜出动搜捕，悬赏百万捉拿陈嘉庚，到处风声鹤唳。

    形势紧急，在各界爱国人士的掩护下，陈嘉庚不得不避难爪哇。当时的嘉庚先生已经六十九岁，在敌寇重围之下，仍心胸坦然。他曾写诗表明自己抗日的决心：“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避难之际，写成了一部三十多万言的《南侨回忆录》。这是陈老先生每天冒着生命危险，身带毒药，随时准备以身殉国、以生命为代价为后人留下的珍贵华侨史料。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已是七旬老人的嘉庚先生重返新加坡。后来，重庆各团体也联合发起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到会者五百多人，郭沫若、柳亚子、陶行知、沈钧儒等都参加，毛泽东还特送条幅，题“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八个大字，以赞颂嘉庚先生的抗战精神和崇高人格。（来源：梭罗河个人图书馆，时间：2018-09-03）

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实业教育家陈嘉庚

大教育时代，文/宋荐戈

    陈嘉庚是近代中国杰出的华侨领袖，是一位著名的大实业家。他将一生中积累的资财都用在兴办学校的事业上。他不但在国内创办了规模宏大的集美学村和远近闻名的厦门大学，创办和资助了近百所学校，而且在海外也创办并赞助了许多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因此，毛泽东赞誉他是“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人们也将他视为“华侨爱国爱乡热心教育事业的楷模”。

    首办新学

    陈嘉庚十七岁时，去新加坡学做生意。生意相当兴隆，远在异乡的他却时时想念着生活在故里的母亲和乡亲。1893年他回国完婚时看到，那座他念过书的私塾已经关闭，小孩因无处读书成天在街上淘气惹事。怎么办？陈嘉庚决定用自己不多的积蓄创办一所学校。他对妻子说：“咱自己的日子有吃有穿就行，孩子出世，有钱多花，无钱少花，还是用这钱办学校吧。”妻子被说服后，他又一家一家地劝说族人联合起来办学。1895年，由陈嘉庚出资办起来的“惕斋学塾”开馆了，这是他出资兴学的开始。

    1912年9月，满怀报国之志的陈嘉庚重返祖国。陈嘉庚这时已意识到，在20世纪办教育就必须创办新学。要教国语、数学、自然、地理、历史，还有音乐、美术、体育，要分班上课。这就要有一定的规模，需要解散私塾，办一所全社统一的学校。小学建在何处？

    陈嘉庚最初选定了一块空地，可乡亲们坚决反对。据说，在那里动土有碍“风水”。后来又选中一块荒地，可荒地里有几个坟墓，乡亲们说在那里动土会惊动祖先，使儿孙不得安宁。怎么办呢？幸好陈嘉庚住宅西边有一个由海滩围堤而成的大鱼池，占地数十亩。陈嘉庚花两千银元买下了这个鱼池开始建校。1913年集美小学校开学，全社的130多个男孩都背着书包进了校门。从此，陈嘉庚填池建校，首办新学的事迹就在当地传为美谈。

    兄弟协力兴办教育

    陈嘉庚在兴学事业上取得的成就，与他的同胞弟弟陈敬贤夫妇的大力协助是分不开的。陈敬贤和他的妻子王碧莲一直与陈嘉庚合力经营事业，兴办学校，是陈嘉庚倾资兴学的得力助手。

    陈敬贤虽患有咯血症，但从不以病体为意，亲自购置扩建校舍的地皮，指挥建筑施工。为了发展农村教育，师范学校规定要招收从农村来的贫苦知识青年，不仅免收学宿费和膳费，而且还发给制服、被席和书籍。于是闽南地区的许多寒门子弟都投考集美师范，使集美师范成了闽南农村小学教师的摇蓝。

    当陈敬贤集中力量创办师范和中学的时候，他的夫人王碧莲也在为筹办女子小学奔忙。集美地区的女孩是根本不进校门的，往往为了招收一个女生，要不厌其烦地说服一家人。就这样，她动员了六十多个女童入学，成立了女子小学。后来，她又在集美创办了幼稚园。这个时期，陈嘉庚、陈敬贤兄弟还在集美大量创办各种实业学校，他们办起了航海学校、水产学校、商科学校、农林学校以及国学专门学校，使集美成了一个学校村。

    陈嘉庚、陈敬贤兄弟同心协力，把集美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海边小村改造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教育中心。他们不但是在集美办学，而且还扶持闽南地区的一大批乡村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在新加坡，他们也带头创办或参与创办了大量的华文小学、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甚至南洋大学创办时，也得到过陈嘉庚的支持和赞助。这些学校的创办，客观上对祖国和侨居国人才的培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倡办厦门大学

    1919年4月，陈嘉庚决定把在新加坡的价值数百万元的不动产全部捐作集美学校的永久基金；把海外企业交给陈敬贤经营，企业的收入除分利和扩大生产的费用外，全部汇回国内办教育。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肯全拿出钱来办教育的，只有陈先生。”当时，福建连一所大学也没有。他于1919年6月回国长住，把家中积存的四百万元全部拿出来，宣布要倡办厦门大学。

    陈嘉庚发誓要把厦大办成中国的“南方一强”。陈嘉庚为了节省开支，就自己购料雇工，自己设计建筑，很快建成了五座气势恢宏的学校大楼。他不惜巨资购置教学设备，请留学美国的林文庆博士担任校长，高薪聘请著名学者出任教授，1921年4月，厦门大学正式开学。厦门大学是在“五四”运动风起云涌的形势下诞生的。陈嘉庚主张，在厦门大学要贯彻科学、民主的精神，对各种新思想、新知识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

    因此，他允许师生进行各种主义的研究，允许各种流派的人物到学校进行演讲，如鲁迅、蔡元培、黄炎培、马寅初和杜威等国内外著名学者都在厦门大学作过讲演。在图书馆里，可以借到各种政治流派的书刊，包括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向导》、《中国青年》杂志等。这就使厦门大学成了当时福建的“民主堡垒”，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都是很早就在厦门大学开展活动了。

    可贵的“嘉庚风”

    陈嘉庚倾资兴学的事迹和精神感动了许多人。他的女婿李光前，从1934年起每年都要捐出大量款项作为兴学经费；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厦大和集美许多校友，陈嘉庚公司的数万名职工，还有许多社会贤达也都开始出钱、出力办教育。这就使社会兴学渐成气候，形成风气。这个社会兴学的风气，可称为“嘉庚风”。李嘉诚捐资办汕头大学，包玉刚捐资兴办宁波大学，都是在陈嘉庚兴学风气影响下出现的壮举。现在，这股可贵的“嘉庚风”来势更加猛烈，它大大地促进了国内侨乡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海外华侨教育的发展。(来源： 大教育时代，文/宋荐戈；中国华文教育网，2009年09月06日)